的办法。

    不过土地改革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，但是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，光凭我们派去的几个党员干部是发动不起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。

    根据我的调查，某些地区的群众之所以不支持我们派出的土地改革小组，首先是不信任我们派出的人员，毕竟他们都是外来人员，一些群众还没能从乡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过来；其次就是我们派出的人员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，口音、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社会观念，都是造成双方隔阂的原因。

    而群众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有隔阂，根源还在于当地的官员干部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存在着一道缝隙。当地的官员干部最为不满的一点就是，当地的县府事务员月薪在12-14元，而我们派出的相同职位的党员是25-28元一月。

    干着同样的活，拿的却是相差一倍的工资，自然难免让这些本地干部亲近我们的党员干部了。但是东北的官员干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，至少要低三分之一，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地方，我们总不能再继续减少他们的工资以安抚当地干部吧？”

    对于梁廷栋提出的这一问题，吴川很久没有出声，就在梁廷栋有些不安的时候，吴川这才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说道：“听到你说的这个问题，我突然想起了山东那边报上来的一个乡村干部的案例。

    1912年我们派出了一些干部进入青岛，建立起来山东革命委员会，在德国人的支持下，山东革命委员会首先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。

    胶州湾东女姑山有个叫做刘石八的长工，他的家庭非常的贫困，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外讨过5年饭，十六七岁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长工，一干就是十五年。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，因为养不活都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。

    因此我们在当地推动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刘石八是积极响应的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也分到了6.3亩田、全套的耕牛、农具，到了1914年他家里就建起了4间瓦房，算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    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东的时候，他不仅拿出了家里的粮食支援军队，还报名参加了前线服务队。可以说是我党在山东的铁杆支持者了，因此在战后就被吸收入了本党。

    到了1916年，他家的人均口粮约547斤，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两，一年吃了27斤猪肉，日子开始过的红火了起来，而他本人也被提拔为了村里的书记。

    但就是这样一个党的基层干部，去年放出了6担小麦和20块大洋的高利贷。他还在去年底的县乡镇干部会议上发表了：‘合作化糟的很’、‘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’诸如此类的反对农村合作化和党的农业政策的言论。

    所以你看，我们想要迁就放任党员的自由化是迁就不来的，我们在上面放松一点，底下就是一个大窟窿。刘石八这样的贫农，有了一点土地，刚刚填饱了肚子，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合作社的束缚，奔着自己的小幸福去了，何况是其他没有得到革命直接好处的阶层。

    改造农村发展生产力，首先要改掉的就是这种普遍的小农思想。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消灭乡村中的封建落后文化，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新农村，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。

    简单的说，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，而不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必须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，并不断的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，以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。过去这几年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军队干部和党内高层，我看现在是时候对地方和基层党员进行普遍的再教育了…”